摘要：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调研数据与人口预测模型，本文系统分析2020-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变迁的核心趋势、对乡村发展的深远影响及转型挑战，并提出适配性发展路径。研究表明：农村人口总量将持续缩减，2050年降至2.62亿，人口向胡焕庸线以东集聚特征明显；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9%；劳动年龄人口至2050年降至1.5亿，农业劳动力需求约5200万人。人口变迁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、机械化、智能化转型，同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、养老保障、乡村治理及文化传承带来多重挑战。为此，需通过构建生育友好政策体系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以促进教育公平、实施农村人才战略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、加快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，推动乡村在人口结构转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乡村根基。
关键词：农村人口变迁；乡村转型；人口老龄化；农业现代化；城乡融合
一、引言
党的二十大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“两步走”战略安排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、21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均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更高要求。农村人口作为乡村生产要素的核心载体与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，其数量变化、结构调整与空间流动直接决定乡村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、产业演进路径与治理模式选择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%提升至2024年的67%，农村常住人口从7.9亿减少至4.8亿，农村人口结构与乡村面貌发生历史性变革。
当前，中国正处于人口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，农村人口变迁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。未来30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，农村人口总量缩减、老龄化加深、劳动力结构变化将持续推进，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、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产生深远影响。基于此，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通过全国100个行政村调研数据，结合2010年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，系统探究2050年前农村人口变迁趋势及乡村转型方向，为“十五五”及更长时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。
二、2020-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变迁的核心趋势
（一）人口总量持续缩减，区域集聚特征显著
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规律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。预测数据显示，农村常住人口将从2020年的5.09亿持续下降，2035年降至3.65亿，2050年进一步缩减至2.62亿，未来20年间约2亿农村人口将完成向城镇的转移，农村人口净迁出过程将于2042-2045年基本结束。从区域分布来看，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减少规模占总减少规模的2/3以上，人口向胡焕庸线以东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集聚趋势明显。广东省、山东省、河北省将成为2050年农村人口规模最大的三个省份，而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稀疏化特征将更为突出，这一格局与区域城镇化水平、产业集聚能力及资源环境承载力密切相关。
（二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空巢化高龄化突出
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自然变动与城乡迁移双重作用的结果。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，农村新生儿数量减少，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且呈加速加深态势。预测显示，2035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26%-27.3%，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；205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28.1%-30.9%，其中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，其次为东部地区。从绝对数量来看，2035年农村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0.95亿，2050年仍维持在0.76亿左右，且80岁以上高龄人口将增加1921万，空巢化趋势日益加剧。农村老龄化呈现“增速快、程度深、高龄化明显”的特征，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成严峻挑战。
（三）劳动年龄人口缩减，劳动力供需结构重构
农村劳动年龄人口（16-64岁）数量将呈现持续下降态势，从2025年的2.8亿降至2035年的2.3亿，2050年进一步降至1.5亿，下降幅度高于农村总人口降幅。与此同时，农业劳动力需求将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而持续减少，预计2035年农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约6800万，2050年降至5200万左右。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转移潜力（2035年约5500万，2050年约2000万），但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与结构老化趋势明显，中老年劳动力占比逐年提高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持续上升，将深刻改变农村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。
三、农村人口变迁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双重影响
（一）积极影响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
1.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集约化转型：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倒逼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，劳均耕地面积从2019年的0.6公顷/人持续扩大，2050年预计达12.86亩，若农业劳动力充分转移，劳均耕地可接近40亩。这一变化推动农业从劳动力主导向资本与技术主导转型，规模化经营、机械化耕种、智能化管理成为主流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，土地托管、代耕代种等社会化服务模式逐步普及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。
2.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升级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，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提高，规模化农户经营性收入接近社会平均水平。农村集体资产盘活、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拓宽财产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渠道，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新路径。
3.乡村发展空间格局优化：农村人口总量缩减与集聚分布推动乡村规划布局优化，村庄整合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序推进，资源向中心村、集镇集中，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有利条件，促进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集约化供给与高效利用。
（二）消极挑战：农村社会发展面临多重压力
1.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加大：农村学龄儿童数量大幅下降，2035年农村6-15岁人口较2020年下降64.5%，义务教育资源需重新整合优化，撤点并校与学生寄宿、通勤压力并存；农村医疗保健支出持续上升，老年人医药费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支出项，高龄老人照护与儿童身心健康问题日益突出，公共服务供需匹配难度增加。
2.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面临考验：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因人口流动与家庭规模缩小（2020年户均2.73人）受到严重冲击，农村80岁以上高龄人口与空巢老人增多，养老服务设施短缺、专业照护人员不足等问题凸显，近1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。
3.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面临挑战：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“缺人才、缺青年、缺活力”，治理对象向留守老人等群体聚焦，村民利益诉求日趋多元，村庄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，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需求；乡村传统生计模式向非农化转变，“城乡两栖”生活方式普及，传统家庭观念、生育观念与孝老敬老文化受到冲击，乡土文化传承面临断裂风险。
4.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：规模化农户与生计农户之间增收能力差异明显，生计农户因难以分享农业规模经营红利，在增收上处于弱势地位，农村内部阶层性收入差距拉大，影响共同富裕进程。
四、人口变迁背景下乡村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
（一）构建生育友好政策体系，优化农村人口结构
以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为目标，聚焦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三个关键阶段，完善“三育”支持政策体系。生育阶段实行乡镇卫生院及以上机构分娩免费政策；养育阶段延长生育休假与哺乳假，保障哺乳期妇女权益，对生育家庭给予养育补助；教育阶段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至托幼、学前与高中阶段，扩大优质教育供给，降低子女教育成本。通过政策激励与公共服务提升，促进农村生育意愿与社会适度生育率保持一致，逐步优化农村人口年龄结构。
（二）推进教育公平改革，降低家庭教育成本与焦虑
教育公平是提高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。当前，“教育焦虑”与高昂的教育成本已成为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，特别是农村家庭因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而承受更大压力。应通过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，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，重点推进以下改革：
扩大免费教育范围：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要求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，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。可采取分阶段推进策略：2025-2027年试点阶段在发达地区实行3年全免费；2028-2030年推广阶段建立经费分档分担机制；2031-2035年完善阶段实现3-6岁儿童免费学前教育全覆盖。
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：通过多校划片、教师流动、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打破教育资源垄断，缩小城乡、区域教育差距。加强农村地区教育投入，完善农村小规模学校与寄宿制学校建设，确保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。
整治教育生态：严厉打击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，减轻家庭课外培训负担；推动素质教育改革，改变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，从根本上缓解“教育内卷”现象。
（三）实施农村人才战略，强化乡村发展主体支撑
制定适配乡村人口结构的人才政策，通过利益激励、事业平台搭建等方式，引导大学生、农民工、退役军人等返乡下乡创业就业。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，开展全员免费职业技能培训，提高农业从业者科学文化素质与经营能力；对农牧院校毕业生从事农业给予奖补，培育创业带头人，以创业带动就业；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，拓宽就业增收渠道，提升农村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，弥补农业生产经营与乡村治理的人才短板。
（四）创新农村养老模式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
健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，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、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，取消社会保险户籍限制。以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为核心，加快发展农村养老事业与产业，重点推进日间照料中心、老年幸福食堂等设施建设，推广互助养老、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。加大养老与医疗保险补贴力度，动员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，妥善解决农村老龄化带来的民生压力。
（五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，夯实乡村产业基础
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，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构建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组织协同生产的经营模式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加大农业科技投入，推进机械化、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，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；创新农业保险产品，扩大完全成本保险与收入保险覆盖面，增强农民风险抵御能力。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，通过价格补助、利益分红等方式，让小农户共享农业现代化成果。
（六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，促进资源均衡配置
以县域为中心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，推动优质教育、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，破除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下乡障碍，吸引城市资源参与乡村振兴；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，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支持体系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高效转移。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，适应村庄格局调整与人口结构变化，创新数字化、精细化治理模式，传承发展优秀乡土文化，筑牢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。
五、结论
2020-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变迁将呈现总量持续缩减、老龄化加深、区域集聚的鲜明特征，这一变革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，也为乡村转型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。农村人口变迁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、机械化、智能化转型，促进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与乡村空间格局优化，但同时也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、养老保障、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提出严峻挑战。
面对这一趋势，需坚持系统观念，将人口变迁与乡村发展统筹考量，通过构建生育友好政策体系、推进教育公平改革以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与焦虑、实施农村人才战略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、加快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，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，破解乡村发展难题。未来20-25年作为中国乡村大变革、大发展的关键时期，唯有顺应人口变迁规律，优化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，才能推动乡村在转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，让乡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，为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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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
周玉春，军地事业推动者，带领团队致力服务军地事业，传承红色教育及国防教育，以《军地•智库》内参为平台，指导军地企业解读国家各部委政策文件，向国家各部委反映基层情况、弘扬基层先进典型。成立军地应急救援研究中心、军地防恐研究中心，整合军地双方在应急救援领域的资源、技术、人才等优势，创立军地应急救援总队，围绕应急救援的文化、理论、技术、装备、指挥协调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。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人才培养，完善应急装备物资储供体系等工作，以提高应急救援的效率和效果，更好地应对各类灾害事故，保护国家和经济社会稳定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